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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合理解决零售商与供应商贷款费用纠纷?
来源:美高梅中国商报 编辑: 发布时间:2017-06-28

近年来,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已经逐渐成为当前最为重要的商业关系之一,在零售商与供应商关系日趋紧张、矛盾频频出现、经济案件剧增的情况下,如何合理解决纠纷、统一司法审判活动变为重中之重。

大体来说,根据所签订合同的不同,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商业合作模式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专柜,另一类是自营。专柜合同是指零售商将柜台交付给供应商使用并管理,货物由供应商自行保管,出售后零售商收取货款,根据合同账期扣除费用后按月支付给供应商的模式。而在自营合同中,供应商将货物交付给零售商,零售商按照进货金额根据合同账期扣除费用后按月支付货款,货款所有权自交付时转移。

审理零售商与供应商货款费用纠纷案件首先要调查清楚双方的合作模式,专柜和自营的最大区别就在专柜模式下货物自始至终不发生转移交付,由供应商直接管理,零售商收取营业款,所以没有送货、退货一说,供应商也没有送货单可以提供。其他的与自营无异。

送货金额的认定

确定货款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提供送货单。但实践中,由于供应商的供货金额比较大、年份久,一般送货单都不会保存得特别完整。

有的卖场(如乐购)设计的送货单格式上只有数量,而没有单价、金额、总价,所以即使有送货单也无法证明其送货金额。

有的供应商通过第三方物流送货,其送货单上面也没有零售商收货的凭证。

专柜模式货物自始至终不转移,不存在送货单。

确定货款还可通过经过双方确认的书面文件中认定的送货金额以及经供应商公证取证的网络对账平台中体现的送货金额。

在实践中,有的超市的网络对账平台中对供应商的送货金额明细和汇总、费用明细汇总、欠款明细汇总等均有明确体现,如世纪联华系统,在经过供应商公证取证的情况下,如无其他证据相冲突,应具有很大的采信力度。

供应商开具的经过零售商申请认证的增值税发票也是确定货款的方法。

增值税发票能否作为供应商的送货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华东地区的法院均认可经过零售商申请认证的增值税发票可以作为供应商送货的依据,但在北京、深圳等地区的很多法院却都不认可该观点,特别是2012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后更是如此。

笔者认为,经过零售商申请认证的增值税发票当然可以作为供应商送货的依据,理由如下:

一是零售商和供应商之间合作稳定长期,共担风险,滚动结算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买卖法律关系,应为联营合同关系,不适用上述说明。

二是零售商和供应商之间的法律纠纷一般会有合同、付款记录等其他证据相佐证。说明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零售商的付款一般针对增值税发票按月支付,可一一对应,可作为其他间接证据佐证。

三是双方交易惯例上不可能出现零售商收取增值税发票并认证而实际未收到货物的情况。揣摩最高人民法院说明第八条规定的立法本义,是为了规避实践中买卖双方订立合同后,可能存在卖方根据买方的要求,先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且买方正常申请认证而交付货物或提供服务滞后发生或并未发生,实践中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

返利的合法性及扣除方式

返利,有的卖场合同称之为“月度奖励”、“抽成”等,本质上都是零售商抽取营业额中的一定比例作为后台毛利的一种形式,一种是无条件返利,也就是保底返利,其违背了零售商和供应商双方共但风险、共享收益的联营原则,也一直被法律所禁止;第二种是正常返利,作为零售商提供销售渠道的对价,是合理的。

正常返利的给付或者扣除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开增值税发票前扣除,即开票金额为送货金额扣除返利的金额,零售商在根据增值税发票支付货款时不能再扣除返利;另一种是在开增值税发票后扣除,也就是开票金额为送货金额,零售商在给付货款时再扣除返利部分。

返利的扣除方式经常成为该类案件争议的焦点。如何来区分票前扣除和票后扣除?在订立合同时,对于这个问题,双方应该达成共识并且在合同中要有明确的约定。但是在实践中,很多供应商与零售商签订的合同对这些细节并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甚至实践中,还存在同一笔返利中部分返利为票前扣除,部分返利为票后扣除,部分年度为票前扣除,部分年度为票后扣除,造成了关于返利的审理难度加大。

实践中,以上两种返利形式都是存在的,在双方各执一词且合同无明确约定时,须根据具体的情况结合法官自由心证具体认定。比如在网上对账系统中,可以显示出票前价和票后价,根据两者的差额,可以推断返利是否已经扣除。另外,如果供货单上有标价的,那么也可以根据送货单的标价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上的金额来确定。也可以根据开票金额是否与回款金额一致,回款金额是否为开票金额扣除返利金额的金额等做出合理推定。

退货的扣除方式

对于退货开具退货发票的零售商,这方面争议不大,零售商提供供应商已经抵扣的退货发票一般可以证明零售商的退货行为和退货金额,零售商直接在应支付给供应商的货款中扣除退货即可。

对于退货不开具退货发票的零售商,在退货的扣除方式上则存在较大的争议点。

争议的焦点在于:作为供应商的原告如果是以增值税发票作为自己一方提供货物的证据,其往往主张退货部分的金额已经在开具发票时直接予以扣除,即开票金额为送货金额减去退货金额后的净值,故在双方再行重新清算所有货款费用时,退货部分不应当被零售商再次扣除;而作为被告的零售商一般主张退货金额实际为支付货款时扣除。

在实践中,一些供应商在开具增值税发票时于备注栏里会标注送货期间及已扣除的退货单号,根据所标示的信息即可以明确每一批次退货的扣除方式了。另外,有网络对账平台中也会体现送货额、退货额及开票额,根据这个对账平台的数据,退货的扣除方式一目了然。如果以上两种明示信息均没有,则可结合具体证据认定,如某月的送货单、退货单、增值税发票三者金额合理推定,退货未开具发票持续时间长短是否符合财务规章制度等。

各项费用的认定

就本文观点,零售商向供应商收取的费用大概可归纳为三个部分。

首先是合理的费用。笔者认为,实践中常见的非保底的有条件返利、与销售供应商的商品直接关联的促销服务费用都属于合理的费用。

其次是法律或司法实践中明确不被认可的费用,主要有保底返利、合同外收费等。

保底返利违背了双方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一个联营性合同的原则,属于零售商将自身应当承担的风险转嫁到供应商身上,即使约定了,也不具有法律效力。

最后是尚存争议的费用。零售商收取的通道费用是存在争议的,包括进场费、促销员管理费、信息服务费、老店翻新费等与销售供应商商品无直接关联的服务费用。司法实践中法院的判决也存在不一致性。

支撑这些费用的观点认为“约定大于法定”,零售商与供应商既然对这些费用有了约定,供应商对这些费用的支付在签订合同当时也予以认可,并盖章确认,且零售商构建销售渠道也存在一定成本,提供了销售渠道服务作为向供应商收取这些费用的对价,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合同有效,这些费用条款亦应当认定有效。

而不支撑这些费用的观点则认为,根据商务部等五部委于2006年发布的第17号令《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零售商不得收取以下费用:以签订或续签合同为由收取的费用;要求已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商品条码并可在零售商经营场所内正常使用的供应商,购买店内码而收取的费用;向使用店内码的供应商收取超过实际成本的条码费;店铺改造、装修时,向供应商收取的未专门用于该供应商特定商品销售区域的装修、装饰费;未提供促销服务,以节庆、店庆、新店开业、重新开业、企业上市、合并等为由收取的费用;其他与销售商品没有直接关系、应当由零售商自身承担或未提供服务而收取的费用。

这类费用在审理中,本文认为应结合具体情况,判断零售商是否滥用优势地位做综合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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